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５日电（记者 马向菲吴俊宽邹大鹏）六十年辉煌征途，中国体育写满数不清的光荣与梦想，属于运动员，属于教练员，也属于默默付出的科研人员。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伴随体育事业发展六十年，为中国体育插上腾飞的翅膀。

　　作为中国第一批体育科研人员，前体育科研所所长陆绍中６０年代出差遇到这样一件尴尬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在人们心目中不过是锻炼身体，“蹦蹦跳跳”而已，“科学”似乎和体育挂不上钩。但就在民众还对这个概念一片懵懂时，中国的体育科研事业已经开始起步。

　　1956年1月，在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大力支持下，体育科学研究所诞生，研究所建筑面积达到５０００平方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气派。一支由大学生与归国的外派留学生组成的科研队伍同时建立，陆绍中是那时留苏归国的学生之一，主攻运动生理学。

　　“我回国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国家非常重视体育科学欧亿体育app，”７７岁的陆绍中说。

　　尽管那时中国进入了困难时期，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最起码的量杯也没有，验尿样用的是搪瓷杯，测距离靠的是皮尺一米一米地量。不过科研人员的干劲很足，纷纷下队搞实地研究，一心要把中国的体育科技搞上去。限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与物质条件限制，当时的体育科研远没有如今发达，但很快在中国的体育发展中发挥了作用。

　　当中国队备战１９６１年第２６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将面对持有“秘密武器”的日本队的挑战。体科所资料室负责收集情报信息的专家们遍读日本的报纸杂志，翻译了１２万字资料，终于在一份报纸里发现了日本队“弧圈球”的蛛丝马迹，国家队参考了专家们的分析，有的放矢地调整训练内容。后来中国队教练趁着日本队到香港比赛的机会进一步“刺探军情”，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方法。体科所的这一贡献还得到贺龙元帅的肯定。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说：“中国体育科研发展初期，科研人员在体育基础科学化，体育知识体系化、训练基本原则规范化方面发挥了很重要作用。”

　　文革时期，体育科研进入低谷：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队伍被解散，我国体育科技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文革结束，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体育科研才重新焕发活力。

　　北京奥运会，东道主中国队代表团囊括５１块金牌，２１块银牌和２８块铜牌，荣登金牌榜首位，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而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中国健儿在各类国际赛事中，共获世界冠军2310个，超破世界纪录1195次。

　　这些奖牌上面没有科研人员的名字，但许多奖牌上洒着他们的汗水。体育科技仿佛一双隐形的翅膀，托起中国竞技体育。

　　“体育科研对竞技体育成绩不好量化。夺取金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主体还是教练员和运动员，但可以说，没有科技的支撑和保障，一些运动队的成绩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越是高水平的运动队，体育科技的影响越大，”蒋志学说。

　　中国羽毛球队的张宁在３３岁的“高龄”夺取北京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体育科技在帮助她克服体能问题上功不可没。奥运会前，羽毛球队请来了香港理工大学的运动康复与体能训练专家陈方灿博士和他的博士工作小组。专家们认为，张宁的体能不是不够，而是练过头，为她量身定做水中训练计划，以及增强协调性和平衡感的练习。羽毛球队的教练陈跃说，调整对张宁的体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帮助她在决赛的后半程越打越顺，越打气势越盛。

　　北京奥运会女子射击金牌获得者杜丽训练会用到“激光瞄准测试仪”，对自己的射击技术进行细微诊断，不断改进细节，反复加强打好１０环的动作，使之成为下意识动作。而杜丽平时测试的数据早已显示她连续打１０环的技术世界一流，具有拿金牌实力。

　　自从１９７８年中国的体育科研工作重新启动，“科教兴体”，“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尤其在２００１年申办奥运会成功后，以“科技先导”方针引领，体育科研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体育原来偏重“师傅带徒弟”的经验式教学，体育科技含量不高。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科技处副处长隆胜军说，原来科研人员拿到题目后，游离于运动实践之外，热衷于“论文情节”，科研和训练相互脱节。陆绍中回忆说，有时候下队，教练员还觉得科研人员“耽误他们训练”。

　　经过改革后，现在运动队提出课题，吸引科技力量进行解决，不仅总局系统的科研人员，许多来自著名大学和中科院的科研人员也加入了中国体育科研的队伍，有针对性地解决竞体训练、运动技术环节、心理、健康、速度、力量、耐力和战术等方面的问题，彻底改变科技和体育“两张皮”状态。

　　“我们现在强调复合型团队，由教练、科研人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共同保障运动员的训练等。体育科研在解决一线训练中的关键问题发挥了应有作用，保证运动员科学训练、预防伤病和提高成绩，”蒋志学说。

　　尝到体育科技的甜头，运动队的态度变了。蒋志学说，原来是科研人员找运动队，现在是教练到处找科研人员，训练的科学化程度大大提高。

　　曾经遭遇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滑铁卢”的体操队一度受到伤病困扰。认识到科学对待运动员伤病重要性的体操队“三顾茅庐”，从香港理工大学请来了陈方灿，帮助受伤的进行康复和体能指导。在科学训练指导下，在北京奥运会“重生”，夺得双杠金牌。

　　体操队教练陆善真在北京奥运会总结大会上曾表示，如果没有科技保障，体操队很难取得这样好的成绩。

　　从改革开放前的７个专门体育科研机构，到后来的超过３０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１７００多人的科研队伍，再到北京奥运会３６００人次科研人员保障国家队备战，中国竞技体育每一块奖牌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体育科技并不仅仅服务于竞技体育，同时还在大众体育中发挥作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中国体育事业的目标，群众体育是否蓬勃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从一个体育大国转变为体育强国。而日益关注普通民众的健康更体现一个社会和谐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徐女士每天都要到家附近的国家大剧院走上几圈作为锻炼，不是普通的散步，而是大摆臂，快速的“健步走”。

　　“报纸上说，有氧运动健身效果好，而且岁数大的人不能进行太剧烈的活动，走到微微出汗就行了，”徐女士讲起她的“健身经”。

　　“过去哪懂什么‘有氧运动’，就知道跑步出汗，现在讲究多了，”她说。

　　像徐女士这样的健身方法便是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国国动健身科学指导系统的研究与应用》研究和推荐的六种健身方式之一。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国民体质监测为指导大众健身提供了许多依据。

　　体科所所长田野说，中国在体育科技为竞技体育实践服务这点上做的很不错，而将体育科研成果应用于群众体育还要进一步加强。“体育科研就是要帮助老百姓学会怎样锻炼，知道怎么锻炼效果最好。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为大众健身提供更多指导，”他说。

　　对优秀青少年科学选材的研究，优秀运动员经济能力状态的诊断和监测系统的建立，高原训练的研究，中国体育科研前进的道路上处处闪烁着科研人员智慧的火花。

　　中国曾经研制出“自动水里按摩浴盆”，并将技术转让日本，“体育竞赛大型计时计分系统”一直在东南亚一些运动会上使用……

　　“跳水皇后”郭晶晶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战服”由李宁公司研制，不但使用超强排汗面料，还带有“排水槽”；中国的“红双喜”乒乓球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弹跳。

　　中国在采取“拿来主义”，进口世界一流仪器设备，使用国外研究系统，配备国际大型体育用品公司产品的同时，没有忘记创新。近期国家体育总局投入１００万元，吸引有研发能力的单位对一些课题进行攻关，体现国家对自主研究创新的鼓励与支持。

　　“在体育事业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提高中国体育科研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增强国家体育事业科技支撑力量的关键。我们接下来要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包括课题研究，也包括体育器械、设备等，”蒋志学说。

　　而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体育科技人才队伍是关键之一。

　　“世界各国都把科技人才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培养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体育科技人才，直接关系到体育科技事业的未来，也关系到体育事业未来，”他说。

　　不过体育科学的研究，仅仅体育一家部门很难完全承担。体育科学研究内容涵盖内容广泛，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比如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等，而与体育产业相关的学科更是数不胜数。

　　在德国，有专门研究运动器材的研究所，专门为运动员研制各种科技含量最高、最尖端的运动产品，比如超轻自行车、高速皮划艇，这家公司又与生产厂家合作，将这些成果作为商品推向市场；而一些知名国际体育用品公司则研发出了带有信息器件的跑步运动鞋，超轻碳纤维撑杆，将世界纪录变成易碎品的快速泳衣“鲨鱼皮”。

　　蒋志学认为，动用社会力量投入科学研究，需要政府在初期进行投入与引导，这样才能继续丰满体育科研的羽毛，使之成为更加强健有力的翅膀，将中国体育送上世界的巅峰。